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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412:13
專家認為，由于國民警衛隊已經在美國多地部署，美國國防部也表示將增派更多軍事人員，在強力壓制舉措之下，暴力狀況短期內應能得到遏止。但不排除由于對白人警察審判不公、軍警與示威者出現嚴重沖突等因素，一些地方會出現新一波的暴力沖突。
5月29日，紐約上千民眾聚集在曼哈頓佛利廣場，抗議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一名男子利用畫作抗議。攝影/ 本刊記者 廖攀
一場“不能呼吸”的美國社會危機
本刊記者/曹然
46歲的喬治·弗洛伊德，是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因新冠疫情而失業的非洲裔貧民。當地時間5月25日，他去明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常去的雜貨店買了包煙，店員認為他付的那張面值20元的美鈔是假幣，隨后報警。
兩名警察趕到后，給弗洛伊德戴上手銬。在試圖將他帶入警車時，弗洛伊德進行了反抗。趕來增援的警察德里克·肖萬將膝蓋頂在弗洛伊德頭部、頸部，時間長達8分46秒。
在一番掙扎并多次呼喊“我不能呼吸”后，弗洛伊德陷入昏迷，送醫后宣告死亡。
一場席卷了上百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導火索就此點燃。起初的和平游行很快失控，暴力沖突頻發。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大樓被點燃，數百家商鋪被毀。事件發生后的一周時間里，至少3人在抗議活動中死亡。
“社會學家數十年來一直研究集體行為和城市動蕩，我可以肯定地說，共識是，這絕不僅僅是突發事件導致的動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主任達納爾·亨特表示。
（視頻截圖）德里克·肖萬用膝蓋頂著弗洛伊德頭頸部。
“當搶劫開始時，槍擊開始”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大樓陷入火海時，很多美國政客和媒體將這次事件與上世紀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聯系起來。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一時間在推特上宣稱“當搶劫開始時，槍擊開始”，直接引用了1967年邁阿密警察局長針對暴力民權運動發出的威脅。
但這次抗議活動與半個世紀前的民權運動有本質區別。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紐約市長白思豪都指出，他們面對的騷亂威脅并不來自本地黑人社區，而是混雜著左翼和右翼激進群體的暴力狂歡；網絡上紛繁的訴求，雖然最終都指向種族主義，但其內涵已不是簡單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可以概括。
經過漫長的“血與火的斗爭”，黑人問題已經不再像上世紀中葉那樣常能引發全國性的暴力運動。少數族裔漸漸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和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等一樣，成為一個常見的身份標簽。
不過，美國種族與人權學界的專家一直發出警告，認為民權運動的階段性勝利并不意味著危機的解除。種族滅絕研究專家格里高利·斯坦頓在2013年提出了新時期的種族問題危機演變模式。這個被概括為“種族滅絕十步驟”的理論指出，任何種族滅絕都始于對人群的“分類”和“標簽化”。
在弗洛伊德案件引發的抗議中，活躍的人群不僅有被警察針對的黑人群體，也有亞裔等少數族裔、平等權利被打壓的女性、打著彩虹旗的同性戀人群、被特朗普指責為“恐怖主義”的左翼激進群體、在新冠疫情下被忽視的美國白人貧民等。每一個在美國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都借機發出自己的聲音。
標簽并非一夜之間產生的。為什么民權運動發展到今天，仍有如此多的少數群體都感到自己被社會排斥和攻擊？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扎卡里·考夫曼認為，進入21世紀后，仇恨言論的泛濫和教育的缺失是最重要的罪魁禍首。
曾著有《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家賈雷德·戴蒙德指出，美國社會極化思潮緣起于2005年前后。這正是臉書、推特等主流社交媒體平臺初創時期。當人們需要在280個字符內表達完整的觀點時，標簽化、簡單化的論述難以避免。
此外，網絡交流也導致人們更容易發出極端言論。“在屏幕上發表不同意見和侮辱性文字，比侮辱一個正看著你的、活生生的人更容易。”戴蒙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后，社會矛盾因經濟衰退而激化，更讓仇恨言論獲得了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金融危機后，雖然美國經濟指標有所復蘇，但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社會撕裂與極化加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現一個火星冒出來就引發軒然大波的情況。”刁大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少數群體標簽很容易在網絡上演變成極端對立的話題，而那些人類從種族滅絕和平權運動的巨大犧牲中總結出的保護少數群體的價值觀，則被未受歷史教育的社會消解為“政治正確”。著名女權活動家米基·肯德爾在弗洛伊德遇難后寫道：“我不確定什么能使美國解決其原罪和正在犯的罪。”
特朗普的上臺激化了這些針對少數群體的攻擊，讓它們從線上向線下蔓延。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全美仇恨犯罪率上升了17％。考夫曼研究這些事件的時間線發現，暴力活動與特朗普的仇恨言論及針對穆斯林群體的“旅行禁令”等歧視性政策直接相關。那些舉行了支持他的集會的地區，仇恨犯罪比例是其他地區的兩倍以上。
但是，將全部責任歸結于特朗普也是不客觀的。事實上，始于2005年的美國社會極化趨勢，即使在熱衷保護少數群體利益的奧巴馬掌權時期，也沒有發生改變。明尼蘇達的危機爆發后，也有媒體指責奧巴馬沒有在任內解決白人至上主義思潮，才導致更多的暴力活動在特朗普時期卷土重來。
特朗普當選總統，則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自30年前公開詆毀因種族歧視被無辜定罪的“中央公園五罪犯”以來，在選舉前和選舉期間，他已經無數次暴露出下意識的種族主義傾向。
5月29日，在美國波特蘭，警察在催淚彈煙霧中行走。由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執法失當致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一事引發的抗議活動蔓延至美國多地。圖/ 美聯
“扭曲的意識形態”
美國社會上一次發生類似的大規模暴力動蕩還是2014年，而歷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民權運動騷亂發生在1992年的洛杉磯，共計造成63人遇難。
面對暴力沖突，亞特蘭大市的民主黨市長博頓斯指出，和平抗議可以改變歷史，但這必須基于一定的目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在全美蔓延的暴力，已經忘記了出發點。”
對于明尼蘇達警察對弗洛伊德的不當執法，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法學教授喬治·柯克漢姆評論稱：“這是一種殘暴、過分、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弗洛伊德的家人通過律師聲明指出，“除非我們得到公正，否則就不會有和平。”在已經有8人因游行傷亡的路易斯維爾，繼續示威的人群也高呼：“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圍繞著弗洛伊德案，美國已經形成了兩派觀點：反對暴力運動的人認為，在現今美國社會，關于平權的訴求可以在法治的軌道上實現；而支持暴力運動的人認為，合法手段已經無法阻止美國社會對少數群體的歧視的蔓延。
在這次美國多地發生的暴力沖突中，一直崇尚暴力運動的激進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英國陸軍反恐官員、美國情報公司丹索斯集團安全顧問亞當·萊加特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透露，他獲取的情報顯示，明尼阿波利斯的大多數暴力抗議者都是左翼激進群體或無政府主義者。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團體是“反法西斯”（Antifa）。特朗普將他們稱為明尼阿波利斯暴力沖突的罪魁禍首，并呼之為“恐怖組織”。美國媒體調查指出，這是一個松散的極左團體，在過去就時常會對他們認為屬于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代理人的任何人發起暴力攻擊。
由此而引發的暴力活動有兩個特征。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將銀行、連鎖型企業和豪華汽車制造商作為資本主義腐敗機構的象征，這導致商業機構遭受攻擊，美國警察不得不出面保護蘋果專營店。另一方面，與外界的想象不同，隨同參與搶劫的人多數沒有犯罪記錄。
萊加特將這歸因為“一時沖動”。參與搶劫者則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這緣于“對法律秩序的失望”。紐約市長白思豪認為，這些暴力參與者有一種“扭曲的意識形態”，所以才會“傷害同為勞動者的警察”。
大選“黑天鵝”？
在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演變成暴力沖突前，關于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的民調數據一直處于矛盾狀態。
因為美國社會的少數群體不是特朗普的票倉，輿論多認為弗洛伊德事件不會對大選產生太大的影響。歷史上，因為林肯廢奴的貢獻，非洲裔選民一度支持共和黨；但在“羅斯福新政”后轉而一直支持民主黨至今。2016年大選中，只有8％的非洲裔支持特朗普；全部少數族裔、女性選民和低收入選民中的大多數將選票投給了希拉里。
不過，《金融時報》分析認為，特朗普將示威者定義為“暴徒”、將自己定性為“秩序的維護者”，以通過利用蔓延全美的抗議活動與暴力沖突來進一步穩定自己的白人支持者群體。前述民調顯示，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最近特朗普在白人城市貧民和老人中的支持率略有下降。
上世紀60年代，共和黨人曾多次發起“南方戰略”，為鞏固自己的白人票倉而不惜犧牲“政治正確”。1968年，尼克松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選舉，大選之年逢馬丁·路德·金遇刺。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發現，在馬丁·路德·金遇害后，凡是出現暴力抗議活動的縣，其選民對堅定反對暴力游行的尼克松的支持率都上升了6到8個百分點。這一次，尼克松贏了。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動了與尼克松類似的“政治攻勢”，通常被輿論認為是政壇“攪局者”的他，這次選擇了站在“秩序維護者”的立場上。他指責動蕩局勢是對手為不體面地贏得大選而布下的政治陷阱，宣稱“瞌睡喬”（拜登）和民主黨人“在縱容更多的無政府主義者走出監獄鬧事”，而自己將不惜動用武力捍衛秩序。
“1968年時，尼克松吸引了很多對社會秩序感到焦慮的中間選民的選票。”主持前述研究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奧馬爾·瓦索指出，這一次特朗普很可能也能成功，“想象一個白人溫和派，認為當前的動蕩源自城市中的非洲裔美國人，那么即使這個白人認為特朗普是一個粗魯的人物，也可能轉向特朗普。”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趙明昊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除了對選民做出強硬姿態和攻擊政治對手外，特朗普的態度也是為了確保疫情下重啟美國經濟的進程不被打亂，“特朗普非常擔心騷亂的深化會加劇美國疫情和經濟形勢的惡化，進而令其在大選中處于弱勢地位。”
但對拜登和民主黨人而言，當前的動蕩局勢同樣是大選獲勝的機會，而且也有史可證。1992年洛杉磯騷亂發生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前往當地開展“團結之旅”，獲得了非洲裔選民的普遍支持，最終贏得大選。
面對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抗議聲，將在11月份與特朗普“一決勝負”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采取了“和解路線”。他指出，美國社會應對種族問題和種族主義體制進行集中反思了，并指出“更重要的是傾聽”。
“目前的局勢下，民主黨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間的，”刁大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畢竟，如果沒有這次抗爭，非洲裔對拜登的支持未必是鐵板一塊。”
除了與民眾對話、展現和特朗普不同的姿態、在后續的發言中闡述自己對于執法權等爭議話題的態度外，刁大明認為，這一突發事件對民主黨選情最直接的影響是，拜登選擇非洲裔女性副總統候選人的概率“陡然上升”。在此背景下，來自加州的非洲裔、印度裔混血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成為呼聲最高的人選。
現在外界最擔憂的是，選戰與沖突疊加，將進一步激化政府與示威者的矛盾，而總統也有權采取更進一步的措施。作為美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特朗普有權向包括各州國民警衛隊在內的部隊直接下達指令，也可以繞過民主黨控制的州政府，單方面下令向各州部署現役部隊。
6月1日，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在社交媒體上建議總統出動軍隊，“讓我們看看這些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在面對101空降師時有多堅硬”。特朗普轉發了這條信息，并宣稱科頓的說法“百分之百正確”。
“特朗普在使情況變得更糟。” 亞特蘭大市長博頓斯指出，“如果現在白宮還有一個有理智和良心的人，請告訴總統，現在的局勢需要他保持安靜。”顯然，特朗普對此無動于衷。
趙明昊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由于國民警衛隊已經在美國多地部署，美國國防部也表示將增派更多軍事人員，在強力壓制舉措之下，暴力狀況短期內應能得到遏止。但不排除由于對白人警察審判不公、軍警與示威者出現嚴重沖突等因素，一些地方會出現新一波的暴力沖突。
“此外，騷亂加劇疫情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加之經濟形勢日趨惡化，這為未來再次出現暴力示威埋下了種子。”趙明昊說。
